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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略 指国与国之间在交流和交往过程中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方针路线方略。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关系到本国生存发展的战略。

外交战略的经典案例

1. 战国时期的外交战略——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

   合纵连横（hezong lianheng）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
   

   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战国中期，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大国间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斗争。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当时的最著名的纵横家除了苏秦、张仪之外，还有公孙衍。

   最初，合纵与连横变化无常。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游说于各个国家，合纵既可以对齐，又可以对秦；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这就是所谓“朝秦暮楚”。后来，因为秦国的势力不断强大起来，成为东方六国的共同威胁，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连横则是六国分别与秦国联盟，以求苟安。秦国的连横活动，目的是为了破坏六国间的合纵，以便孤立各国，各个击破。

   公孙衍曾于公元前318年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后来苏秦和赵的奉阳君李兑也曾于前287年联合五国攻秦，使秦被迫废除帝号，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张仪在秦推行的连横策略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秦惠王“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2. 秦统一六国的远交近攻

   公元前313年的一天，秦国的使臣张仪来到楚国，对楚怀王说：“秦王愿意和大王结成兄弟之国。大王如果能同齐国断交，秦国愿献地六百里，两国永远和好。”楚怀王听了非常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派使者同张仪一起来到秦国，打算接收土地。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称病不出，拒绝会见楚国的使者。楚怀王见秦王迟迟不肯献地，以为秦王担心楚与齐的断交不够彻底，于是又派人北上大骂齐王。齐王被惹怒了，坚决和楚国绝交，并且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当楚使再次向张仪索讨献地时，张仪却说：“哪有六百里地献给你们，一定是听错了，只有六里宽嘛。”楚怀王发觉上了当，决定发兵攻秦，结果受到秦、齐两国夹攻，楚国大败而归。接着，在蓝田交战中，楚国又被秦国打败，割给秦国两个城市。从此，楚国就一蹶不振。这就是张仪采用连横政策，帮助秦王离间敌国联盟，扩张秦国势力的典型例子。

   远交近攻的谋略，不只是军事上的谋略，它实际上更多指总司令部甚至国家最高领导者采取的政治战略。大棒和橄揽枝，相互配合运用，不使乱与自己的近邻结盟。对邻国则挥舞大捧，把它消灭。如果和邻国结交，恐怕变乱会在近处发生。其实，从长远看，所谓远交，也决不可能是长期和好。消灭近邻之后，远交之国也就成了近邻，新一轮的征伐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实现军事目标的企图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时，应先攻取就近的敌人，而不能越过近敌去打远离自己的敌人。为了防止敌方结盟，要千方百计去分化敌人，各个击破。消灭了近敌之后，“远交”的国家又成为新的攻击对象了。“远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树敌过多而采用的外交诱骗。

冷战时期的围堵政策

围堵政策　是指美国在冷战早期的外交战略,目的是限制所谓的多米诺效应，即新兴国家多倒向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欧美。“围堵政策”是指美国1947年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项外交政策，同时也宣布了反纳粹联盟的最终破裂。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阻止和围堵社会主义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蔓延，将它们限制在当前范围内。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提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 的反动政策。最早见于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

1. 一边倒方针

   “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它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也证明了“一边倒”方针的正确。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卷土重来。它极力阻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我国，并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随后又公然扩大侵朝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当时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新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在建国后的三四年中，我国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 110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由此可见，当时要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得到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对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阴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它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文化侵略的影响，使不少人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抱有幻想，期望美国能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物质援助。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以免得罪美国。明确阐明新中国在国际斗争中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正义立场，对于打破一些人对美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振奋革命斗争精神，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它有助于消除斯大林对中共和政府的偏见。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所以，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在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斯大林错误地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后，则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自己独立立场的中共更加特别敏感和警惕。尤其是中共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准备吸收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斯大林又怀疑中共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在此情况下，公开表明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对消除苏共和斯大林的偏见和疑虑，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合作，也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一边倒”的方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

2. 和谐世界

   《 和谐世界》的基本概念：即在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进，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